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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肝移植和中华亲情文化

[日期:2009-10-31]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郑树森 [字体: ]

  一、中华亲情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文化带有极强的亲情色彩,这一点已成共识。亲情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一旦形成,便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儒学理论本身是亲情文化的产物,是亲情文化的理论形态。先秦诸子百家,唯有儒家在汉代得到独尊儒术的殊荣,并代代相传。这就是亲情文化选择的结果。儒文化历史上几次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大的变化,如佛学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同时,儒文化走出境外后与当地民族文化碰撞,至今与中国本土儒文化已有了明显差异。而保留下来的核心正与亲情有关。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爱”。儒家“仁爱”学说不仅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都符合“仁义道德”的规范,而且要求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仁”的根本点,就在于“孝”和“悌”,即孝顺父母和敬爱兄弟,属家庭伦理范畴。就算儒学发展到后来也没有突破这一范畴,无论是战国时期的孟子,西汉的董仲舒,魏晋之际的玄学,唐朝时期的韩愈,还是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出现,都遵循着这一家庭伦理,即所谓的亲情文化。

  亲情之爱是一种“真情实感”,人人皆有。问题在于能不能保持和提升,这才是全部家庭伦理的基础,其中包涵着一种伟大的道德精神和做人的基本要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儒家强调孝,原因就在这里,即实现亲情之爱。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说, “一个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敬爱兄长,言行谨慎而诚信,要有爱心并亲近品德高尚的人,工作生活之余要多学习。”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爱是人与人的爱,是一种自然的、比较具体、感性的爱。儒家文化根据人的感性需要,宣称人从一生下来天生就有一种亲情之爱,这种爱是天生的、本能的,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培训和人为的灌输。这种爱源于母子之间的人伦之爱,逐渐伸展出来,就形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爱,然后再扩展开来,就能涉及到所有的人类之间的爱,即“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就社会基本规范形式来说,传统中国,既不是一个以宗教戒条为本位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以普遍法理为本位的国家,而主要是一个以世俗伦理为本位的国家。

  《论语》记有孔子与叶公的一段对话:叶公说,我们这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告发他父亲(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说,我们那里也有正直的人,但与你说的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也就体现在其中了(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这段对话中,叶公赞成儿子告发老子行,孔子则赞成父子之间相互隐瞒。两者观点都隐含了一个很难调和的价值冲突,即一个很难将维系社会法治秩序与维系家庭人伦关系予以调和的价值冲突:叶公观点的实质,在于为维系社会法治秩序而不必太顾及家庭人伦关系;孔子观点的实质,则在于为维系家庭人伦关系而不必太顾及社会法治秩序。简言之,在孔夫子看来,家庭伦理是整个道德架构的拱心石,家庭行为规范是其他一切社会行为规范的出发点。孔子这一思想,影响了毋宁说适应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

  “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人伦亲情的国度。所谓人伦,是指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以维系道德秩序的人际关系,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称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中庸》又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者为“天下之达道”,《左传?文公十八年》称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为“五教”,足见其重要性。而所谓亲情,虽非中国所独有,但惟独在中国才可以形成一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影响持续、方式缜密、内容全面、形态复杂、功能完善和体系庞大的文化。“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亲,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一整套人伦规范。既是中国人最为根本的本性与本质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可以说,以家族为本位的人伦亲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它一切的社会关系都是以此为基点而衍发的。

  父母、子女之间的真情的爱,是一种天赋德性。儒家承认人与动物之间有一种连续性,但儒家更重视人之所以为人之性,也就是人类的道德情感。这里没有丝毫的虚假与功利打算。法家韩非把父子关系说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是一种极端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出于真情实感,具有超历史的永久价值。如同孟子所说,“幼而知爱其亲,长而知敬其兄”,并不需要特别的灌输与教育,是自然而然具有的,只要加以保护、培养就能够“扩充”。这就是中华亲情文化的基础。

  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孝不仅是生活上的瞻养,更是一种敬爱之情。孝敬父母,决不影响子女的独立发展,比如现代社会,很少有父母阻止子女外出的现象,“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戒律”已经自行消失了。但是,孝敬之心不可无,有了这种孝敬之心,即使离父母再远,也会知道如何使父母安心,尽量满足父母的思念之情。孝敬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天即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神圣的道德义务,正所谓“天理人情”,不可逃于天地之间,决不是纯粹私人的事情。每个人除了禀赋仁爱之心而敬爱父母之外,还要有一种敬畏之心。

  其实这种亲情文化早在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诗经》中,就以形象而质朴的语言写出了上古时代的浓浓亲情,体现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睦的人伦理想。自《诗经》以来,亲情诗不绝如缕,蔚为大观,凝结其中的丰富深厚美好淳真的亲情。一曲“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把充盈于天地人间万物的伟大母爱予以艺术定格,给万千儿女以强烈感染,给人间众生以亲情的滋养。不胜枚举的亲情佳作,凝结着丰富深厚的至情至性,其中所体现的天伦亲情,“家”、“国”同构的伦理观,维系着国家与民族血脉的传承,维系着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辉煌,也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华彩乐章。

  二、肝移植事业情暖人间

  现如今,诗词早已不是继承和传达我们中华亲情文化的载体,而现代医学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使得这个早已不擅表达感情的世界,反而不时上演着感人的亲情。孔子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孙中山说:“讲伦理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不能没有孝。”时至今日,我们所提倡的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等新的道德要求,可以说是传统人伦亲情的继承和发展。而为了救活亲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捐献自己的部分肝脏的举动,更是我国这种传统亲情文化的最高升华,闪耀着人性的伟大光芒。

  2001年6月,汤群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部分肝脏捐献给了刚刚9个月大的儿子宁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一院院长郑树森院士主刀施行了活体肝移植手术。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而肝硬化的宁宁终于死里逃生,成为当时全国年龄最小的肝移植患者。高科技与伟大的母爱让幼小的生命得以延续。对于拥有宁宁这样一个特殊孩子的家庭来说,汤群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看到孩子一天天健康起来。为了专心照顾孩子,避免孩子的感染和排斥反应,她辞去了工作,成了一位“专职母亲”。2008年,8岁的宁宁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移植受者运动会上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获得了儿童组100米跑步及跳远两枚金牌。2009年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17届世界器官移植运动会,获得游泳项目金牌。

  2005年8月,一名来自安徽的9岁小女孩查紫彤,被确诊为先天性肝内外胆管囊状扩张症,肝移植是她唯一的获救途径。10月,紫彤全家慕名来到浙医一院肝移植中心。院长郑树森院士领导的治疗小组果断决定对其施行活体肝移植手术。紫彤父母救女心切,不顾活体肝移植手术可能对其带来的风险,愿意为女儿捐献自己部分肝脏。经过全面检查和筛选,专家认为紫彤母亲的肝脏适合作为供体。11月26日,由郑树森院长主刀开展活体肝移植手术,手术最终取得圆满成功。而让这个家庭难以承担的高额手术费用,也在浙医一院带头捐款和倡导呼吁下,通过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顺利解决。曾经走投无路的小紫彤终于重获生命和健康,而母亲的身体也恢复得十分顺利。12月5日,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日夜守护下,小紫彤走出了无菌仓。当看到母亲含着泪与女儿相拥的那一刻,郑院长也很激动,他感谢媒体的呼吁帮助和社会各界的爱心援助,更感谢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的无私

 三、活体肝移植及其发展

  目前,肝脏移植是终末期肝病患者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并得到广泛应用,术后3年到5年的生存率达70%到80%。但供肝的短缺和受体数量不断增加的矛盾已成为制约肝移植手术开展的主要问题。因此,许多病人在接受肝移植的过程中,因等待肝供体而死亡。随着等待肝移植的患者越来越多,供肝紧缺已成为制约肝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活体肝移植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国际上肝移植发展新趋势。是解决日益尖锐的供肝需求矛盾,挽救生命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相对于尸体肝移植而言,活体肝移植就是从健康人体上切取部分肝脏作为供肝移植给患者的手术方式,一般多切取供体肝脏的左外叶、左叶或右半肝,并进行原位移植。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已做了上万例活体肝移植手术,国内开展数量不多。而在肝脏来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活体肝移植不仅能缓解供肝紧缺的矛盾,也使无合适肝源时及时救治病情危急的肝功能衰竭患者成为可能。并且,亲属活体肝移植供受者之间具有较好的组织相容性,能降低术后免疫排斥反应发生率,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和由此产生的药物副作用,并且活体供肝质量更好,存活率更高,存活时间更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日本、韩国及欧美已被广泛接受,正在成为国际肝移植发展趋势。

  对于一个健康的供肝者来说,提供部分肝脏做活体肝移植,如果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这种代价是很沉重的。活体肝移植的部分肝脏切取手术死亡率虽然很低,但是危险确实存在。他们为了这份亲情和血缘之爱,甘愿承受手术的创伤及痛苦,承受可能出现的手术并发症,甚至承受几率极少但仍然无法彻底避免的死亡率。因此,活体肝移植手术技术要求高,需要对供肝内胆管、肝动脉、门静脉、肝静脉等准确定位和分离,让剩余的肝脏和分割下来的半个肝脏都具有良好的解剖结构和功能,从而确保两条生命的安全。浙医一院采用先进的影像学检查,能在术前准确测定供肝的解剖结构和体积,精确定位切肝断面,供肝分割恰到好处,从而保证捐献者和受者的安全和健康。术中采用先进的超声刀断肝技术,术中出血很少。在移植过程中,采用独到的血管重建和胆道吻合技术,如肝静脉搭桥、胆道整形,提高移植手术成功率及受者生存率和生存质量。制订了一整套针对活体肝移植的术后免疫治疗方案及围手术期处理方法,如精确测算成人、婴幼儿个体化免疫抑制剂用量,确保疗效,减少药物副作用。

  浙医一院肝移植中心自2001年开展当时全国最小年龄婴儿活体肝移植,至今已完成活体肝移植140余例,所有捐献者都顺利康复,正常工作和生活。还有一位捐肝母亲在捐肝后又生下健康的女儿。郑树森院士作为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组长,近年来致力于推动全国活体肝移植技术,先后帮助上海、厦门等地开展活体肝移植技术。由浙医一院院长郑树森院士领衔完成的“肝移植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与推广应用”获得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肝移植技术和亲体肝移植技术体系的日益成熟完善,同时国内乙肝肝硬化及原发性肝癌等终末期肝病发病率高,希望接受肝移植治疗的病人日趋增多,但供体有限,医疗费用昂贵,经费补贴负担较重,成为目前肝移植发展的瓶颈。要想解决器官的来源问题,救治更多的危重病人,首先要提高公众对“死亡”这一概念的正确认识,建立“脑死亡”的科学概念。同时科学地制定出保护应用“脑死亡”供体的法律,使器官捐赠科学化、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使器官移植事业既能被人们所理解、接受,又能成为人们主动参与的自觉行动。因此,发扬中国传统亲情文化的内在优势和强大的情感力量,对于促进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活体肝移植等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推动了这一传统亲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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